2009年,王梓坤与夫人谭得伶摄于北京红螺寺。

1986年,邓颖超同志来北京师范大学祝贺教师节时,王梓坤向她献花。

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。他们耕耘于三尺讲台,传道授业解惑,予人以美好和希望。

35年前,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王梓坤呼吁将“九月的一天定为全国教师节”,他也因此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提议设立教师节的第一人。他是著名数学家、中科院院士,也是资深教师,先后指导过20名博士和40名硕士,使中国的概率论研究传承有人。他所著的《科学发现纵横谈》迄今共推出19种版本,受其影响而投身科学探索的读者不计其数。

王梓坤喜好诗词,曾用“百年树人亦英雄”来赞美少年时期的恩师,同样,这句话也足以总结他本人勇于发声、全心投入的教育生涯。

首倡设节 喜见“教师万岁”

王梓坤身材瘦削,面容清癯,举手投足间,皆是儒雅的学者风度。漫长的年华在老先生的记忆里磋磨出些许坑洼,但“教师节”三个字一出,他会立刻兴致高涨,招呼笔者穿越时间的隧道,抚摸那段往事。

想法降临在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冬日。1984年12月9日清晨五时许,天色仍浸于灰暗,王梓坤像往常一样,早早出门上班,走在安静的校园小路上,一个念头电光石火般袭进他的思绪:应该建议国家为教师专门设立一个节日。这个想法是两种情绪交缠后的产物:感激和痛心。

回忆求学的经历,王梓坤提到一位名叫高克正的女老师。对于家贫的王梓坤,高老师给予了体贴的通融,每次王梓坤申请缓交学费时,她都会批准。倚仗这份宽容,王梓坤完成了初中三年的学业,顺利上了高中,进了大学。

上世纪80年代,十年动乱刚刚平息,王梓坤却发现,心目中最崇高的教师在有些地方仍被讥为“臭老九”。重回江西老家,他看到一副令人失望的图景:校舍破败不堪,教师收入低微,甚至无力养家糊口。时任北师大校长的他想要替教师发声:作为师范类高校的代表,他要向全社会呼吁尊师重教。

沿途酝酿,到了办公室,王梓坤抓起电话,打给了此前结识的《北京晚报》记者黄天祥。黄天祥之前也做过中学教师,听过王梓坤的陈述,二人一拍即合,聊得十分投机。第二天,一篇题为“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”的稿件在《北京晚报》头版刊发。

自觉力量单薄,当年12月15日,王梓坤在北师大召开座谈会,请来陶大镛、启功、钟敬文、黄济等知名教授座谈,会上倡议每年9月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,并将该月某一天设立为教师节。教授们一致拥护这一倡议,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书面建议。

王梓坤告诉笔者,关于教师节的具体时间,当时曾提出可定在二三月或八九月份。大家觉得,刚开学时,师生们昂扬向上,搞活动比较合适。2月仅是第二个学期的开始,9月起,是新的学年,最终定在了9月。

倡议仿佛是王梓坤日常生活中的短暂插曲,这些事完成后,他立刻扑回到教学和校务中去,“我就是个教师,能做的做了,决策就是相关部门的事了。”令他颇感意外的是,一个多月后,1985年1月21日,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就通过了决议,正式将每年9月10日定为“教师节”。他将之归为集体意愿的结晶:中央领导普遍重视教育,大众关注祖国的未来,教师节才能迅速设立,自己这个倡议者只是顺应了大势。

王梓坤在校园里度过了几十次教师节,一个场景让他至今记忆犹新:首个教师节的庆祝大会上,四名男生各自举起一个方块字,拼成“教师万岁”。

深耕专业 滋养几代概率论学人

王梓坤是我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和学术带头人之一。数学理论方面,他主攻一类随机过程——马尔可夫过程。上世纪后半叶,他在南开大学和北师大带领团队奋战,使我国在该领域达到国际水平。数学应用方面,他提出地震随机迁移的统计预报方法和供舰艇导航的数学方法,受到权威人士高度评价。

王梓坤坦言,选择数学作为大学专业,不仅是由于爱好,还有对毕业后求职的考虑。他对国文、数学、外语都比较感兴趣,但国文和外语可通过自学提高,只有数学,如果没有老师讲只靠自学,基本不可能。相比而言,“学数学更保险,饭碗总是有的。”

从武汉大学毕业两年后,王梓坤被选送苏联留学。临行前要确定方向,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关肇直研究员建议他,选择国内比较薄弱的分支概率论。在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当研究生期间,苏联导师订立了详尽的学习计划,王梓坤必读的书单上出现了块硬骨头——杜布的《随机过程》。连苏联人都承认,此书极其难懂,王梓坤却一口口啃了下来。在书的扉页,他写下“精诚所注,石烂海枯”八个字,用以自勉。

出国前,王梓坤是活跃的文体积极分子,游泳、打球、下棋、拉琴,样样都成。留苏期间,为了早日学成,他把作息时间表排得密不透风,这些娱乐被一一断绝。终于,他在1958年获得苏联的副博士学位。

在近乎修行的研读中,王梓坤品咂出了概率论的甜味。日后,他用这段苦尽甘来的经历指点学生:人生总要搏几回,拼搏、钻进去、产生兴趣、再拼搏钻进去,自然会形成学术攻关的良性循环。

王梓坤在1965年出版了《随机过程论》,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随机过程理论的著作,与《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》《生灭过程与马尔可夫链》一起被誉为概率论的三部曲,众多高校将它们用作大学教材,滋养了几代概率论学人。

作为老师,王梓坤培养出了40名硕士、20名博士。

回忆当年领受的教诲,博士生罗首军都记得,每次去见王老师,他都走到办公室门口来迎接;交谈时更是语气关切,不但了解学生的学习,还了解学生的生活。“在老师身边,感受到的永远是一种平和、上进的气场。”

尽管九旬高龄,王梓坤还在注视着后辈们的进度。他在北师大的三位学生已是博士生导师,每周二下午三点半至五点半,他们指导的二十几位研究生集中在北师大后主楼1120教室召开讨论会。虽然步伐已经缓慢,王梓坤仍雷打不动,每次都准时到场,微笑地坐在第一排中间,打开书本,聚精会神地听着学生们的报告。

万元月薪 尝鲜优秀人才拿高薪

基础科学因其艰深晦涩,除了获得世界级奖项的荣耀瞬间,研究者的名字很少“出圈”,数学家王梓坤却在1993年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目标。

这一年,王梓坤被汕头大学聘请担任数学系教授,高达万元的月薪让此事轰动一时。赞同叫好者有之,非议批评者亦有之。王梓坤不回避谈起这个众说纷纭的举动,他告诉笔者,那时虽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,工资也只有300多元。薪资不是王梓坤南下的主要原因,他有更深远的考虑,希望应约能起到引领作用,“我相信自己开了头后,慢慢地政府总会对知识分子比较重视,待遇会逐渐改善,总要有人走第一步,走一步就有风险,我是无所谓了,我觉得这是对的,应该迈出这一步。”

“王梓坤效应”轰动一时,“优秀人才拿高薪”的呼声渐成主流,诸多学界闻人纷纷接受了汕大邀请。雄厚的师资如巨灵之掌,将汕大加速推入了发展黄金期。王梓坤受聘后,该校数学系应用数学学科被授予了硕士学位点,学术水平在他的带动下提高很快,不久后汕头大学建立了首个博士点。

如今,高校和科研院所以优厚条件吸纳名师的做法早已常态化。王梓坤认为,在学科建设上,人才的流动必不可少,礼聘是尊重知识的体现,能形成号召、凝聚斗志,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。

纵横史料 陋室里写出畅销经典

王梓坤的许多作品都经历多次再版印刷,读者覆盖面最广的一本是《科学发现纵横谈》,由不同的出版社先后推出19种版本。

这本小册子文字清新、笔调流畅,初版仅十万字出头却多次获得殊荣:1980年取得“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奖”,1981年入选首届全国中学生“我所喜欢的十本书”,1995年至1996年入选中宣部、国家教委、文化部、新闻出版总署、团中央联合推荐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图书,2009年入选中国文库(第四辑)·新中国60周年特辑……他也因此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“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”称号。

王梓坤将《科学发现纵横谈》的风行归因于机遇:1977年,《纵横谈》开始在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连载。那时学报上充斥的全是路线斗争的八股文章,《纵横谈》讲科学发现,内容活泼,用语通俗,勾起了读者们的新鲜劲儿。

《科普时报》总编辑尹传红在求知若渴又有些迷茫的初中时代,接触到了《科学发现纵横谈》。在他看来,这本书不仅让科研人员读了大有裨益,也能给大中学生改进学习方法、构建起合理的知识和智能结构。

王梓坤自幼嗜书,长大后回村里探亲,老人们能绘声绘色地讲起他车水、放牛时读书入迷的童年轶事。因为家境窘迫,他只能常常借书来抄,久而久之,形成了看到奇思妙想、佳词丽句便笔录下来的习惯,攒了一厚摞。“文革”期间,学校停课,无事可做,他不愿闲下来,开始写作《科学发现纵横谈》。

王梓坤当时住在一间朝北的屋子里,九平方米是他全部的活动区,光线差到白天都要点灯。因为没暖气,每到冬天,杯子里的水凝成冰块,一觉醒来,会发现被子覆了层霜。他告诉笔者,他读过邓拓的《燕山夜话》,被作者的渊博知识所震撼,想到“自己也可写点什么”,于是“虽手指冻烂而三易其稿。”

《科学发现纵横谈》连载三期,读者的来信成千上万,王梓坤几乎每信必应,一天回复十几封。还有人寄来了各色礼物,以示慰问。像人参这样的贵重补品,王梓坤不敢收,全都原路返还。酒虽然留下了,但也会按市价寄钱回去。王梓坤说:“《纵横谈》也许是突出重围的第一本书,给人们带来了快感,这关系到十年历史,关系到一段从思想禁锢到思想解放的历史,它反映了人们解锢后的新奇和喜悦。”

《科学发现纵横谈》中,王梓坤以古今中外的名人事迹当作论据,将德、识、才、学四方面列为成功者的四个条件。其中,“德”指道德,“识”指见识,“才”是才能,“学”是学问。在王梓坤看来,学问渊博但少才识的人,提不出创见,只会终生碌碌。

在理工和文史如同平行线的时代,王梓坤前瞻性地寄语学数理化的青年,向他们建议,要做“有识”之人,要有识,就必须学习文史哲:文章写得好,能起到宣传作用,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;史书提供了前车之鉴,可以让人在浪潮中免于上当受骗;哲学富有启发性,能协助建立起整体的科学观和方法论。

王梓坤认为,理工和文史在思维方式上可以互补。他鼓励文理相互渗透,青年学子们既要深耕某一学科,又要拓宽知识范围。他的这些见解在那个长期遭受禁锢的年代无异于是一簇火花,即使放在推广“通才教育”的今天,依然不落窠臼。

其实,他本人就是文理兼修的践行者。《科学发现纵横谈》出版后,许多编辑找王梓坤约稿,他们有人猜他本职学文,有人猜他专业治史,却完全没想到,这位出入史料、旁征博引的作者居然是个做数学前沿研究的理科男。

1996年,该书在《科技日报》上再次全文连载,编辑在前言中说:今天许许多多活跃在科研工作岗位上的朋友,都受过它的启发,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受到这些文章中阐发的思想指引,决定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科学探索。

书生治校 呼唤大学精神

1989年5月11日,王梓坤卸任北师大校长,与新校长交接。

五年掌舵,北师大面貌一新:研究生院、管理学院、师资培训中心、中加语言培训中心先后成立,与国外50所大学有协议交流,共完成91580平方米基建……

卸任之际,王梓坤形容内心的轻松:像长距离的接力赛跑,完成了其中的一段。

王梓坤在南开大学长期执教,1984年,一纸任命书把“书生”突然拉上北师大校长席,他虽感荣幸,也意识到了责任的重大。“朝受命夕饮冰。”王梓坤用《庄子》中的一句话概括了赴京前的感受,但他立刻下定决心,要竭尽全力、秉公办事,争取理解与支持。

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说过“我不过是一名交通警察,把每个人引导到适当的岗位上”,王梓坤认为,校长的职责和交通警察很类似——协调各方。一到学校,王梓坤便听到了一桩旧闻,说是国家要重点投资办好10所大学,其中包括北师大,但左等右等,不少学校的拨款都到了,北师大的拨款却迟迟不见。

王梓坤急了,找各个机构“追债”,七催八催,终于激起了几圈涟漪:两位高级领导请知名实业家霍英东先生关心师范大学,霍英东慷慨资助了500万美元。那笔迟迟未到的国家经费也有了回音:每年给一部分,分期付款。后来,邵逸夫先生也解囊相助,提供了1000万港币,图书馆、化学楼、英东教育楼相继拔地而起。“钱财是办学的必要条件,一校之长筹资建校,是公义之事,必须陈明困难、善于求助,为学子们创造所需的物质条件。”

王梓坤认为,大学浓缩了教育的精神,他仰望过苏联时期就读的莫斯科大学,那里大师云集,墙壁上到处都是学术讲座的海报,师生上紧发条,争分夺秒地奔跑在学术道路上。

北师大具备双重属性,师范性和学术性的争论久不止歇。王梓坤不站队,他的观点是两者不可偏废,科研上要力争上游,教学也必须保证质量。对于任一方面取得成就的教师,他都会给予奖励,发奖金、分房子。他还特意颁布了一项新规定:任何行政部门找教授开会,必须在下午4点以后,而且不能占用过多的时间。他排除干扰,使业务骨干们潜心学术。他本人更是率先示范,不仅全年无休,还把每天分成四个工作单元:早晨、上午、下午、晚上,不论平日和假期。

退休后,王梓坤常骑着一辆24型号的旧自行车,去北师大附近书店淘书,每逢有学生和老师打招呼,他一定会下车还礼。人们也习惯称他“咱们的老校长”。

如今,这位前校长还在关心着我国高等学府的教育建设。他认为,评价一所学校决定性的标准是毕业生对国家、人类进步的贡献。科学基金和职称提升,都是必要的,但事情做过头就有很大的危害。为了获奖,必须制造大量的论文,赶时间发表,这样就必然忽视质量,甚至滋长剽窃、走后门、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,要谨防功利主义,它不仅摧毁学术,而且会腐蚀心灵。

他说,我们要像爱惜眼睛一样,保护学校的声誉,大学是一座文明的圣殿,只可供奉真理。


责任编辑:周思杨